《儒林外史》和《围城》讽刺艺术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是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本文对二者讽刺艺术不同的内涵和艺术成就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直指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围城》则揭示了人性的根本颓败与人类的生存困境,而将道德判断延期《。儒林外史》的讽刺采用客观呈现的叙事方法,而《围城》的讽刺则采用主观说明的叙事方法。     

从文化缺省角度看《围城》的翻译

来自同一社会文化背景的成员都具有关于这一社会文化的共同的知识,在交际过程中,这些共同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常常被交际双方所省略。如果被省略的部分与语篇外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关,那么这部分的缺省就是文化缺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补偿由这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文化缺省所造成的意义真空。以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翻译的《围城》为例,分析了译者所采取的几种翻译方法以及译者如何补偿《围城》中所体现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作为预设的文化和情境认同在英语文化中的缺失。     

《围城》中第三人称指称衔接的英汉对比分析

指称衔接在英语和汉语语篇中普遍存在,但具体使用方式有很大区别。以韩礼德的英语衔接理论和许余龙的汉语衔接理论为基础,结合徐赳赳等对篇章回指的制约因素的探讨,选取《围城》及其英译本第一章为语料,使用AntConc软件做定量分析,系统研究了英文第三人称（指人）指称衔接在对应的汉语句子中的处理方式。分析得出,英语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衔接时,汉语中常常省略人称代词,即采用零回指的衔接手段,这是因为汉语受语言内部的语法限制较少,而英语在语言内部受到严格的语法限制;此外,汉语中零回指和代词指称的选择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限制。     

《围城》本事“夺胎换骨”考略

《围城》不像古代小说那样,明显引用他书材料,但是这并不表明《围城》没有使用他书的材料.其实钱钟书先生《围城》中大量的名言隽句都是借用古代经史子集或外国典籍中的材料加以生发的,只不过由于作家的艺术手法非常高妙,让人不易察觉罢了.《围城》的本事大致是采用“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化用而成.     

文学幽默的可译性限度浅探——《围城》个案研究

文学幽默是一种语言幽默,可分为人物幽默、情节幽默、旁白幽默等。从翻译角度看,情节幽默、旁白幽默以及人物的形貌幽默、行为幽默、心理幽默等完全或基本可译,文字幽默、文化幽默以及作为意味的幽默只有部分可译,或基本不可译。     

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

《围城》是一部备受瞩目的小说,其作者钱钟书先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然而在这部广受赞誉的作品中,作家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存在很大的偏见。《围城》创作中产生女性偏见的原因,一是目的性:作家独特的创作目的决定了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二是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中学为体"的钱钟书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是时代性:作家所处的时代无法逃遁的男权社会下作家的群体无意识。     

试论《围城》的审丑艺术形式

钱钟书在《围城》中运用讽刺幽默的艺术形式、比喻的修辞手法以及"画外音"般议论的表达方式,使《围城》中的丑在艺术中产生了强烈的美感,从而完成了对丑恶的审视和批判。     

旧瓶新酒:《数字城堡》的叙事美学

丹·布朗的处女作《数字城堡》不仅主题内容时尚前沿,而且创作手法独到。其中,丹·布朗将传统小说美学技巧与现代和后现代小说因素融于一炉,在情节安排、叙事角度和文体语言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堪称小说这一人类成年的文学样式中当代技巧与传统手法相结合的典范。     

析《围城》中前景语言的翻译

通过对文学语言的前景化再现与翻译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围城》中语言前景化特点及前景语言的翻译进行分析。发现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但要译出意义，还要译出风格，才能接近翻译等值，取得与原文近似的审美效果。     

现代化的"围城"及其超越--兼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及其启示

中国学术思想界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相遇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对于现代化的特别关注.但出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的关注又各有其侧重点、思路和方法.文章围绕现代化问题的"围城"与困惑,考察现代化的本来含义及双重价值特性,分析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提出有关质疑,提出当代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问题上的反思与超越.